当然，法治确认和保障个人的人身自由权利与个人的自治、但同时也要求个人以向自身和他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精神，自觉地进行自我约束，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与法律责任。
它是取得、保持、利用和处置物质价值的权利。为了实现现实的人的基本人权，为现实的人提供充分的劳动与就业机会就应当是法治的重要任务，有关劳动与就业保障的法律的主要功能即在于此，这也是基本人权实现的常规方式。
公民是一种法定身份，并不是参与的结果，公民有自行决定参与或不参与的自由。人的世界的存在乃是法治的存在根基，也是法治得以展开的时空界限，作为现实的人在其日常生活世界的一种秩序追求与制度选择，法治不能没有一个基本的人文尺度。惟归于自己之支配，得自由消费之、使用之、移转之，然后对于种种经济行为，得以安固而无危险"⑼ 只有个体的人以及个体的权利才是具有终极实在性和一切社会事物之基础的真正存在与真正的权利，所谓团体、所谓社会、所谓国家(政府)及其"权利"都毫无例外地只能是以个体的人及其权利为前提与基础、为宗旨和目的的。在没有财产权的时代，连法律都显得多余，更不用说研究如何用法律来保障财产权了。
"⑺也就是说，在人文视点上，法治认为："每一个生命体的存在是他目的本身，而不是其他目的或他人利益的手段，正如生命是以其自身为目的的一样。正因为个人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它对政府的意志加以限制，除了反对政治权力的扩张之外，它允许出现其他政治力量"，所以，个人财产权才"成为不受国家和强权控制的生活基础，成为自由、个人自治赖以植根和获取养料的土壤，它对人类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的巨大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的公共话语的存在空间自然应是人的公共生活领域但其影响也及于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因此，公共话语的实际存在空间与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同一的。
其次，参与话语交流的社会主体能够自由地获取任何相关主题的资料与信息，因此社会主体具有广泛而有充分保障的知情权与了解权对于话语空间的形成尤其重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面对公共领域，一切政治行为都立足法律。第四，所有社会主体在公共空间进行的话语交流与言说交往应是公开进行的，在这一公共空间之中，所有社会主体彼此都在自愿、平等而自由地言说、倾听、反思、批判、接受与行动而不承认任何话语或意见的先天特权，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公共话语。"而"这一领域的内部结构一直都是隐蔽的，不具备公共的意义"，其所面对和关照的始终是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
"（7）由此可见，"公共领域"的特点在于：其一，它是由众多独立的复数主体（即公民）的同时"在场"，彼此言说与对话，所构成的一个由各种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织就的意义空间。"（12） 因此，社会的规范与制度的确立与实践、政策措施的推行与落实，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之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从其所产生的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的公共话语中找到答案。
（6） 由此看来，语言作为某种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反映，也作为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与生活方式，它不仅真实地记载着历史中的人的生活，同时也直接关照和反映着现实的人的当前生活，引导并构造着现实的人的未来生活，而且还深刻地反映着它所表征的特定社会的民族性格、社会情感、道德观念、价值准则与社会结构，特别是语言中所蕴含的民族性格、社会情感、道德观念与价值准则，对现实的人的思想、观念、人格和具体的行动产生着极其强大而又是无形的强制作用。同样，既与一般的官方话语有别又与一般的民间话语或者大众话语不同的独立的法律职业话语（亦可称之为法律职业"行话"）的形成，对于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主旨和根本原则相一致的社会的公共话语，其积极意义实在不可低估。正如帕默尔所说：'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按此理解，哈贝马斯等人划归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的很大部分领域，如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活动领域也被视为人的公共生活的组成部分，联系到阿伦特曾经有过的这样的分析："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分对应于家庭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区分，而至少从古代城邦兴起以来，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就一直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分离的领域而存在的。
哈贝马斯指出，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世界像每一个中间事物一样，都同时将人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而真正的法治所极其需要的是温和的渐进改良与常人情感和常人关怀，因为只有在稳定的和平的社会环境之中真正的法治才会迈步前行，它在本质上是拒斥军事思维与战争逻辑而始终与和平思维与建设逻辑天然有缘的。实践需要遵循话语，而话语则产生于实践。
这不仅因为语言促成了人类的文化，造成我们在大自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第二，所有在公共生活领域参与话语交流与言说交往的社会主体，必须具有对法治的意义与主旨的"一个共同的和互相承认的认识"，以确保"说话者的语言能够被他人理解"。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语言"乃是为了形式表达而建立的规则系统，其基本要素为"句子"。因此，我们坚持认为，在推进法治建设的同时全面改造其所面对的话语环境，建构与其相适应的符合法治的原则与旨趣的社会的公共话语，乃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可忽视、也无法避免的重大而关键任务之一。
（2）[美]R·M·基辛著，甘华鸣、陈芳、甘黎明译：《文化·社会·个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而以大量不同的名称去代表同一事物、现象的不同类型、表现，绝不会是画蛇添足的举动。对他人而言，私人并没有出现，因此他仿佛是不存在的。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16）然而，民众却对司法的不公与司法的腐败相当敏感，常常有意无意地将其夸大（将腐败面扩大化、腐败程度严重化），最近就比较流行这样一句人称"四大黑"（意指腐败严重或者获有大量非法收入）的民谣就把"公、检、法，国、地税"和"黑社会"并列，且排为首位。（18）因此，对于法治的主旨在于"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和"限制政治性公共权力"的认可，乃是我国法治实践之社会公共话语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
这些法律就其自身而言被公众舆论证明为具有普遍性和合理性"，"因为从经验上讲，法律的源头在于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所达成的共识'"。（17）[英]约翰·基恩著，马音、刘利圭、丁耀琳译：《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3）[美]L·A·怀特著，沈原、黄克克、黄玲伊译：《文化的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其二，它所面对并加以关照的乃是基于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的具有普遍性的公共利益。
三、中国法治实践所面对的社会公共话语之意义所展示的社会心态、情感、价值与思维逻辑，在本质上是与法治的目的追求与意义旨趣相悖的。难怪美国人类学家R·M·基辛坚持认为："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主要是因为人类有创造并运用象征符号(symbols)的能力。
（14）所以，分析探讨法治实践所面对的社会公共话语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情感、社会道德观念与社会价值准则、社会认知与社会思维方式，对于法治实践本身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参与公共生活领域的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对某种公共事务之独立见解的相互妥协与彼此让步的过程。"文革"时期公共话语的基本特点是谩骂语词泛滥（如"狗崽子"、"混蛋"、"他妈的"、"牛鬼蛇神"、"一小撮"、"放屁"、"砸烂狗头"等）、极端化语词泛滥（如"完全"、"彻底"、"无限"、"最"、"永远"等）、"口号"盛行、"语录"泛滥、"颂扬体"流行（如"伟大"、"光荣"、"正确"、"战无不胜"、"领袖"、"导师"、"统帅"、"舵手"、"红司令"、"红太阳"、"精神原子弹"、"万寿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大救星"等）（15）。语言使人类得以超越许多生物性的限制，也使人类得以建构其文化模型并传诸后世。
因为"公开讨论原则上来讲遵循的是普遍原则，而置一切社会和政治特权于不顾。话语或者语言，总是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着主体的性格、情感、理想与思维。
原则上，由这三个主体层次及其活动形成的公共生活领域具有广泛的公开性，这种公开性也就是它之所以成为具有现实性的"公共的"领域的原因，即，"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因此，在尽可能地消解与法治的旨趣和原则相矛盾的公共话语对法治的观念对抗与消极影响、改造这些与法治的旨趣和原则相悖的公共话语的基础上，建构和培育充分表达法治的旨趣与原则的公共话语，从而使广泛的社会活动主体在其思想和行动中逐步接受"法治"的公共话语及其所体现的观念、意识、精神和思维逻辑，确立法的至上性与权威性观念，培养并巩固其对法的真诚的制度性信任与信仰，乃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无法回避、也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之一。
（19）[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因此，"要了解人类及其本质，就必须先了解语言。
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会对他人产生任何意义或结果，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对其他人是无足轻重的。由于它们具有抽象性，所以同样也能保障一切具体之物有着一席之地。（11）同上书，第81、83页。我们也不难理解正是当时全面的社会实践促使这些特殊语词广泛地进入公共话语之中，同时又正是由这些特殊语词所构成的公共话语在全面地支持和巩固着相应的社会实践。
因此，能否形成公共话语，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真正的对话是关键，任何主体在公共生活领域要求得到或者追求话语的霸权与统治地位，都会妨碍公共话语的形成。（16）同上书，第157页。
最后，话语交流的公共空间应当是开放的。然而在另一方面，一个既非私人又非公共的社会领域的兴起严格说来是比较晚近的现象，从起源上说，它是随着近代而开始的，并且在民族国家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形态"，（10）本文所指称的人的"公共生活领域"也就是在本源意义的公共生活领域之上增加了"社会领域"。
总之，法治的生成与展开始终是与相应的社会公共话语的形成、传播和深入人心相伴随行的，它们既彼此依存又互相促进。在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某些词汇被经常、反复、高频率地使用不会是没有缘由的，不会因为使用它的是个'罗哩罗嗦'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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